——民主革命为什么要继续进行?
作者:綦彦臣

通过庞杂且有一定相关度的资料拼接,我对六四运动有了自己的史学认知。这个研究方法非完全首创,因为在汉语史学研究方面虽然一些史学作为尚未到达学术级,但其技术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散佚的史籍(如《旧五代史》)可以从其他文献(如《册府元龟》、《永乐大典》)中搜集,而后汇集成书。



另一方面,关于六四运动的著述已经不少,但能达史学系统层面的还没有。这源于著者缺乏过硬的史学素养,更由于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未得展开。所以说,对六四运动进行史学系统层级的研究仍然是关乎中国社会现代化质量的重大任务。限于我本人的精力、财力,无法承担史学系统层级的研究,但早在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后,我就谋划写一部名为《局外作史》的六四文献评价著作,尽管最后放弃。我对六四运动的史学认知有三点:第一,它是民主革命事件;第二,它是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失败事件;第三,它是传统历史之精英责任的反映。这三项认知可能过于简单地否定一些持久争议的有效程度,把它们列入伪问题。比如说,事件的体制内性质之政治正确判断是没意义的。

民主革命性质不是我的刻意添加而是源自对中共重大文告的分析。198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有社论《进行宪法教育的重要教材》,主旨是反对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认为此种自由化会打断经济改革进程,因而,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此文件被誉为教材,但是,至此时,中共已经失去了人民“政治教师”的资格。一则是,经济改革成果分配严重失衡,形成毛泽东时代工农业“剪刀差”之后的官民“剪刀差”;二则是,传统的文人风骨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加之国际信息比较级进入,使得中共自我定义的统治正当性发生了动摇。

在该篇社论中,评论员说:“大家都知道,我国从五四运动起,在有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进行多次大论战,论战的实质是中国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是由于主观故意,实在是史学见识贫乏(一种“知识上无可能”之表现),中共方面截掉了七十九年的历史阶段(184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开启至1919年五四运动)。如果严谨一点,这个时段至少也是五十九年,即以洋务运动为起点。

1840年或1860年以来的社会现代化偏重经济而忽视政治,一致孙中山民国革命,再致毛泽东共产革命。而能否在非激烈程度上解决政治制度困境则成了巨大文明难题。在这里,需要进行纯学术提醒的是:其一,六四运动在现代化诉求加文明史背景的分析模型内,它是孙、毛革命不成功的被动反应,与1860年的洋务运动具有比较级关系;其二,1987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两年后六四运动的逻辑前提,此中含有了政治权力强势一方的镇压心理准备;其三,所有能读懂我的“文本——本文”含义的人必须对Bruce Ackerman定义的“Liberal Revolution”有所认知,可以不认可但必须知道其含义。

简化以上论述,民主革命是中共已经无法完成但又现实存在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之核心任务。六四运动是一次被动性尝试,由于其被动性才致后来著作者多欲赋予它非体制色彩。因此,以其体制内色彩作为否定性支点也是“知识上无可能”的一种表现。

至于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失败可以由六四事件的血腥镇压来做孤证,但是,同年的东德失败与两年后的苏联剧变作为系统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则无任何可驳斥之处。左翼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失败更表现于它坚持对社会良知的指斥暨系统批判。比如说,陈希同的“平叛报告”在内容、语气方面几乎是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评论员文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扩充版。而该篇评论员文章在更大程度上是自供状,比如“方励之说,共产党‘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再比如“王若望、方励之等人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讲,诬蔑党是‘黑的’,说共产党的书记‘靠整人吃饭’,党领导下的国家‘没有民主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时,中共一改原来“谁讲民主谁反动”的政治姿态,而为“谁讲民主谁主动”。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表述体系里有了“民主”一词。然而,“民主”应为何物的诠释权利仍未在人民一方。所以说,当下民主革命的非暴力含义是人民一方拿回“民主”的诠释权。在这里,我还得补充一个纯学术条件:民主(自由)革命不崇尚暴力,但并不能剥夺人民使用暴力的权利。

从1987年被公开批判的方励之、王若望到“平叛报告”点名的金观涛、包遵信等,他们当然是时代最具民主政治意识的先知人物。然而,我更愿从史学角度看问题,从这“两批人”到当下一批不屈不挠的异议精英,他们都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即真正读书人的天下情怀与责任。随便翻检史籍:在东汉,有“子死而母欢其义”的范滂并身后群体;在北宋,有陈东等人的舍命抗争;在晚清,有弃头菜市口的群体。伟大的殉道精神是中华文明里真正读书人的标志,它与人类文明价值并行不悖。范滂、陈东与古罗马的西普里安主教、十七世纪英国“弑君者”约翰·库克,同样不朽于人类文明史。

费尔巴哈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宗教”,我则说“主动的殉道精神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有血亲利他行为,但它们不可能有以生命换取文明进步的理性计算。

北京时间,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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