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綦彦臣 2018-2-12

前言:印证唐柏桥论断

近几天,忙于社会事务而未及细看推特信息。今天(2018年1月15日),看到推友「淮南皓月冷千山」(以下简称「淮皓」)13日的私信,涉及陈映潮指责彭明的旧事(发有博讯链接),并且,淮皓希望我对此事件给出评价。我认为:话题虽系私人之间交流,但涉及民运政治伦理,所以,应当公开来讨论。

我不以判定陈彭二人的私德为基础。简言之,陈批彭作为民运政治伦理事件,实则是前些天唐柏桥所讲民运待机问题。唐指出:海外民运普通有一种观点,以为中共崩亡可期,等待后果出现,届时,回国做事。正是此大背景下,彭明看似极端的作为难以被接受,乃至被认为「严重危害民运,砸民运牌子」(陈的原话)。

一、人民暴力被污名化之大背景

大一统意识的确是民运与北京政权的一个共识,到现在仍然部分是之。或曰,海外民运有些分支以大一统意识为存在原则,从而与北京政权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无论言以「共识」还是指为「默契」都与共特问题无关。共特问题本质上是北京政权的心理战术,即便被无限放大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海外民运。

与此同时,共特作为一项业务并非计源一家,相反,有中共内部不同派系操作来实现各自政治目的。再者,何种「特务」均不能被一个强势道德力量剥夺民主诉求。看一下波兰团结工会斗争时期的波共情治首长作为便可证一二。当时,内政部长基什恰克将军力促雅鲁泽尔斯基总统批准和解(召开「圆桌会议」),就是该将军想谋求被内阁的总理职位,尽管此图谋遭遇了瓦文萨的政治阻击。

彭明被污名化主要是由于他明确主张暴力。在国内,作为他的合作者我最初也反对暴力主张。但是,随着社会不公逐步加剧且无以逆转,暴力不得不成为人民反抗暨捍卫自身最低利益的选项。关于人民暴力的正当性,本文不多讲。我应淮皓之约为纪念彭明文集所写的序言可供有兴趣者参考。需要提醒的是,陈批彭的当时(2003)背景是海外民运已将人民暴力选择污名化,彭明被污名化只不过前者的一个特定案例而已。所以说,我不可能在私德评判角度,来评价陈批彭事件。

二、超乎私德评判与自由选择

民运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重要性不在于参与人员基数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认识自己作为历史炼成者的地位。尽管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至少不急切需要)一部《中国民运史》,但是,在现实事件中,必须有「历史地看待」之视角。比如说,我素来尊重甚至崇拜的民运大姐现在已是反民运集团的辩护人(至少是站台者),这于个人私德处令人沮丧,但它又不是一个私德事件,因为,历史地看,海外民运待机问题在主线下,慢慢会出现新情况。

一些海外民运人士投身反民运集团,说明他们在待机中自认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从而,可以消除民运待机意识的负资产。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错误的。但是,我没有权力否定别犯错误的自由,正如别人无权勾销我改正自身错误的自由一样。

我并未全面否定待机意识,因为等待中不是没有作为,只是守势下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种守势的心理战效果并未被海外民运本身所知,而北京政权的焦虑感是非常之大且持续的。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可能完全「买断」古典传统,乃至于权术不得不用。

三、清官崇拜被消灭的原因

关于古典传统,要举曹操案例。曹势力之初兴,拒绝与黄巾军合作。后者曾呼吁两方联手来消灭汉刘第二帝国,因为曹在主政济南时曾大力消除汉刘第二帝国的意识形态符号,指崇拜刘章(第一帝国初期灭诸吕大功臣)为「淫祀」。曹势力大张后,有人建议及时篡代汉刘第二帝国,曹不动,交给下一代去完成。

更进一步地说,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明君主义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甚至迫使体制本身以剪除清官崇拜为代价,来维护明君主义。这样的消极图谋非始于去年发生的王岐山被污名化,而是始于江泽民时代。彼时(1998),江对河南的「清官祠」现象大加贬斥。至于明君主义在陈批彭事件上的反映,更是历史性明显:彭的政治组织性动作被陈指为「甚而打断刚上台的胡锦涛牵动的政改松动势头」。

史实证明胡的所谓政改并未出现,更不存在被彭组织性动作所打断的事实。若勉强说有政改,它是在二〇〇八年奥运成功之后被打断的,即是说周永康代表江泽民的「维稳新政」取代了「胡温新政」。周永康倒台事件在不短的时间内被认为是希望中政治的信号,但是,「七〇九事件」终结了此一幻想。

结语:警惕明君主义癔症

而今,彭明「砸民运牌子」的事情未成史实,相反,反民运集团却在砸民运的牌子,诸「二十八年什么都没干」之类的说法,连待机意识中的有所为部分也予否定。当然,当今网络资讯发达、民运在待机意识下积累的学术能力足以粉碎真正砸牌子者的阴谋。还有,即便不在阴谋层面看待真正的砸牌子行为,它至少是又一次不自觉的明君主义癔症发作。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古运河畔,绵逸书房

提交评论

安全码
刷新